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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会亏损的。
当然，帐单上这些迷团所涉及的金额要远远小于前面几个因素的金额，和它们比起来，迷人的帐单只算是“温柔一刀”
。
方法六，自费的试验。
前面提到二○○○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找工作时，碰到了那个归国不久的女医生，她向我讲述了一些医院和医生拿患者做人体试验的事情。
当时我父亲只是刚刚开始拉肚子发烧，还在做一些常规的小治疗，也就没当成回事。
当我们频繁地开始与A医院打交道之后，我才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医生所言不虚。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我们这样的普通患者看病上。
他一方面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另一方面也忙着升官——就在父亲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
虽说A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号普通老百姓看病的。
父亲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玛法兰、阿霉素、表阿霉素几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父亲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
我们不懂医，想象不到父亲的骨头脆弱到什么程度。
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
有一次我母亲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
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
二○○二年春节，我父亲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压迫性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我父亲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
脊椎骨折、心理烦躁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父亲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
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到了跟我们单位关系很好的B医院的领导，让父亲转到了B医院。
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B医院按“保命”
原则来给父亲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疗效果的药，不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无用的药。
也算我们运气好，B医院的主治大夫陈教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医嘱非常细致。
而且他还给母亲留了电话，每当父亲在家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找到他，由他指导母亲该怎么做。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内科几个大夫都还不错。
每次我父亲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
父亲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
疗法，用后父亲在二○○二年和二○○三年期间状态还非常不错。
而且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父亲化疗将浆细胞控制下来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父亲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二○○一年的十二万元，降到二○○二、二○○三年的每年差不多四万多元；加上几年里零零星星地买药看病，这几年为父亲治病一共花去了二十四万元。
后来母亲出于感激，每到逢年过节时都带着好烟和钱去看望几位医生。
陈教授把烟收下了，钱则坚决不要。
他再三感谢母亲来看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一定会尽心尽力，但钱我坚决不要。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要了人家患者的钱，我们医生的人格就没了。”
然而，父亲在第一年里经历了过于频繁的化疗，不但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失去了效果，而且父亲的身体也元气大伤。
二○○三年的夏季出奇地漫长而炎热，父亲先后两次感冒，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一个月。
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亲人和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挽救住父亲的生命。
二○○四年清明节前夕，一生饱经风霜的父亲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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