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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
可是后来有一天父亲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
那天我父亲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
“解放五十年了！
穷人还是看不起病！”
父亲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
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一件事：当时，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
“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
父亲感叹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因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头痛哭时，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神圣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就象暴发户那样显得富态奢华；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总是非常少。
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
此情此景，真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
我父亲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
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来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那天我走出医院的大门时，居然还看到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
我顿时感觉到：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医生护士冷冰冰，一旦没钱把药停；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花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二○○二年四月一日，父亲开始了第一个化疗疗程。
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父亲；有时则顶替疲惫不堪的母亲，在夜晚陪护着父亲。
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一般都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
此外，还有一波一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我父亲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
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
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父亲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衣天使”
。
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
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
父亲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
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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