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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国营钢木家具厂工作，厂子垮了以后已经下岗三年了，厂子垮掉的原因是生产的家具款式、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
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
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
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
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
那个订奶员自信地笑了笑，说：“还回去干吗？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
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
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的父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县城，随同我到武汉落户，就住在我们在吴家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
父母来了以后，仍然干做灯笼的营生，每天埋头干活。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恰好武汉市有灯展，母亲和我出去拦了几笔生意，卖了三万多块钱。
当时山西还有一些存货，恰好武汉市的灯展在春节前筹备，而山西卖灯笼则在春节以后。
这样时间错开了，父母在春节之后又回到山西卖了几天灯笼，也卖了四万多块钱。
二者合计，一共卖了七万多块，是我们家做灯笼生意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观，以为在武汉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于是想把生意做大。
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就琢磨着印制一些广告画册，以利于以后推销时使用。
我会画画，又在单位里学会了电脑，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画册的设计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设计出一份相当不错的宣传画册，找了一个印刷厂印制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块钱。
为了便于生产，父母又花了六万块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二楼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作为焊灯笼的车间，又租用了三楼的两套和二楼的一套房子用来作为仓库和糊灯笼的场所。
那一段时间父母雄心勃勃，决心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给子孙们留点产业。
恰好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初中毕业，舅舅为了让他谋生把他送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学做花灯的技术。
而我在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给灯笼上画画。
那一两年，家里总是快乐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发现以前的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
武汉这地方号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胃口特别大。
前来买灯笼的那些企业和政府办事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索要回扣的。
我们以前在山西卖灯笼时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最多也是要求开发票时多开个百儿八十块的算个跑腿费。
但到了武汉我们很快就发现，来买灯笼的人都是张嘴明要回扣，而且要的特别狠实，一般都要到总价款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只要现金。
有一个企业来买灯笼的那个人，只买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货，却要我们开五千块钱的发票，可见下手有多狠。
光要回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人一边要着回扣，一边还狠狠地砍价，说要图回头生意。
起初母亲还以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头生意呢，就狠狠心让了价，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么说，或者就干脆不来了。
有时，一些人还用铁丝值多少钱、布料值多少钱来估算花灯的价格。
就这样一面砍价，一面要回扣，几乎把我们家做灯笼的利润全都砍去了。
我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只得感叹人家武汉人真是货真价实的九头鸟，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只可惜武汉经济还是这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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