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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
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
企业除了在经营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
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
我的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
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
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
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
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
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了解到该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文化层次低、技术生疏，重大事故和人为设备损坏时有发生，厂内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或用于私活。
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拿出钱来让职工砌墙，竟然无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
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
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该厂职工还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
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这个厂的工人认为是“黄世仁逼债”
，多次谩骂、侮辱信贷人员，弄得银行的信贷员都不敢去了。
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做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
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
，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
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
，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
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
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
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
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
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
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
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自己承担责任。
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
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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