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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
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
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
太谷这个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
太谷农村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比较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融洽。
我父母干活的那种辛苦,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
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
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
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
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
后来牛四萍又找了一家私人开的做辣椒酱的小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
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
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辣椒酱厂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
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
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
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
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比武汉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
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
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弄得我父亲对此挺烦的。
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
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
我母亲心细,就跟她谈心,发现她的“心事”
就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
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
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
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
,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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