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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
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
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
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
廉书记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
他本来是副厅级，完全可以住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长楼”
，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
后来，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
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
原因何在？因为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十多年风雨无阻。
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因为……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那位“瑞富门”
一同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
的情况。
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
每个月八九百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三百多块。
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一千块奖金，要按“级别”
拉开，我们能有几个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瑞富门”
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
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
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
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
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哪门子平均主义呀。”
于是，我们的“联合稽查”
不欢而散。
这事申处长知道以后，也哈哈一笑，竟然没批评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九、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逝世了。
那天早晨上班时我听广播里响起了哀乐，顿时心中难过起来。
本来我这个人从不为那些高高在上政治家们流泪，他们的死活并不关我什么事情。
而对邓小平，我更是有很多不满之处：一是腐败的蔓延，二是一九八九年事件。
然而几天后单位开追悼会，通过电视看江泽民致悼词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原来是有感情的。
不过，我不想在众人面前落泪，于是就拼命地压抑着自己，想忍住泪水。
然而当我听到江泽民念到“全国人民感谢他”
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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