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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痛痛快快地买走项链的人，在马葵嘴里也落不到好。
有一次有一个衣着和长相都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买了马葵一条项链，马葵报价是一百一十块，那美女二话没说就掏出一百一十块给了马葵。
等那个美女走远，马葵把嘴一撇，骂道：“呸！
瞧她穿的那个骚样，肯定是个卖粉的（「注」太原人对卖淫妇女的俗称）。
买了老娘的项链，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个糟老头子的床。”
马葵做这些勾当时，我也坐在边上。
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村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马葵这样的人敲诈哭着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无奈人家是地头蛇，我们寄人篱下，惹不起。
马葵她们几个在没生意的时候，也跟我们唠唠家常。
听说我是大学生，也非常羡慕。
马葵说，自己也知道坑人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没办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学，还有老人，自己又没个工作，不坑人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听了她这番话，对她的恶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过从马葵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不贪小便宜。
马葵的黑店，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的生动教材。
后来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时，清晨出了火车站往军事博物馆走时就碰到两个骗子：一个从我前边跑过，丢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另一个跟在后面捡起来，对我说哎呀这是钱呀，咱俩把它分了吧。
我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冷笑着对他说，这钱是你捡的，都归你，我不要。
那两个骗子一听，顿时傻在那里了。
从马葵那学到的另一个教益就是辨证地看待人，即便是马葵这样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人性的。
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
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
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
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滚号啕大哭，偷她钱包的小偷就躲在我们商店里看热闹。
警察和小偷碰到了，还互相打招呼，问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总是很谦虚，说不多不多，刚够饭钱。
至于小偷有没有向警察行贿，我倒没有看见过。
那个二老板孙大鹏，长得高高瘦瘦的，还算体面；但目露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
他总是有事没事地披着个皮衣来商店里晃一晃，有时赌输了急需要钱就来催租金或者借钱。
马葵是他的老相识，不怕他，总是拖延着不交。
孙大鹏急了，就说，呀呵，你的这身臭骨头还真难啃，都成了硬骨头六连了不是？马葵把脖子一梗，还是不交。
孙大鹏无奈，就找我母亲借钱，张嘴就是五千。
母亲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讨价还价借给他两千。
孙大鹏这种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义的，钱一到手就一直赖着不还。
后来我母亲在九八年到武汉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呼机抵债，母亲拿到后给了我，我挂了两年就买了手机，那个呼机也就扔在家里了。
孙大鹏这人虽然赌博输得家徒四壁，但还特别爱讲排场，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烟也要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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