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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
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因此到“八·一九”
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
任何熟悉本人观点的人都不难发现：我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接近之处。
这一点我从不否认，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被作为历史罪人遭到很多人无情的批判与嘲弄。
在中国，很多以前以污蔑、诽谤苏联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转眼间摇身一变，一个个居然变成为苏联解体痛不欲声、呼天抢地的“苏联卫士”
，恨不得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钻到苏共内部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
是的，这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痛骂已经倒台的人物，非常善于向落到井里的人丢石头，也非常善于向一堵本已倒塌的墙再踹上一脚。
遗憾的是，“八·一九”
事件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
“八·一九”
以后，越来越走向没落的苏联国运，我越来越忧虑，全然冲走了高考上榜给我带来的喜悦。
从此，苏联的解体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
临上火车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千叮万嘱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泪答应了。
等到火车开动，女友向我招手告别时，她的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
见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阵酸楚。
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
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
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测：半年之内苏联必然分崩离析。
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难受，压根儿就没有了上大学报到所应有的那种快乐。
那时京广线上的火车客运非常紧张，五次特快又不实行全程对号，故而车厢爆满。
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卫生间里，完全动弹不得。
当时我身边站着一个扎小辫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千万别爱我”
。
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这个背心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文化衫现象”
。
按理说，武汉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
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汉应当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强很多。
然而火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半天也没走完。
当时我还挺纳闷，心想这是哪个县城啊，怎么这么大。
结果，火车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车，说汉口已经到了。
我疑惑地下了火车，看看周围的破烂棚户，别说太原，连榆次市都不如，还有些不信，怕他们下错了地方。
当时汉口新火车站尚未启用，所以汉口站还是一百年前租界遗留下来的东西，好象是比利时人建造的。
因为缺乏维修，建筑早就破烂不堪，显示出一片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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