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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
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
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前后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年的工资。
母亲办理姐姐户口时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那天母亲在北京站转车时车站突然戒严了，地上还铺了红地毯。
母亲当时心想，肯定是哪国的贵宾来了。
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朝鲜的金日成看到东欧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坐不住了，跑到中国来寻找对策的。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
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
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侯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
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挨个商店送货。
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让我从一个狂热的毛派愤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自由派愤青。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
和“BBC”
的新闻广播。
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多数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听清楚里面究竟说什么。
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
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
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
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
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
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
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
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
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
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
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
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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