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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们那一届文理科分班，我们所在的一三六班被解散成立文科班。
那女孩因为觉得文科学校难考，没有报文科。
当时，我在学习数学方面的劣势和学习文史方面的优势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为了她保持一致也跟着报了理科班。
然而分班时我被分到一三二班，她被分到一三五班。
那时我在学校里有点名气，一三二班的班主任对我挺好，其他几个分到班上的同学都多多少少受些歧视，座位都安排到最后，惟独我分到了最好的第三排。
我在一三二班待了几天，想着这是越分越远了，于是坐立不安，就琢磨着调到一三五班。
后来我就专门跟英语老师作对，然后骗母亲说我看到那老师就恶心，要是不调走那肯定上不好学。
母亲还蒙在鼓里，听我这么一吓唬，害怕我成绩不好，赶紧到学校活动，把我调到了一三五班。
刚到一三五班时我们一三六班的学生都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因此我又和那女孩成了前后座，算是如愿以偿了。
那段时间，那女孩到了新环境，觉得我挺亲切；再加上都成了插班生，老同学之间关系亲密也很正常，于是两人关系又火热起来，持续了一个多月。
文科班刚成立时只有二十来个人，而且不断地有零星的学生申请去文科班。
为了不让学生落下功课，文科班的班主任老师来一三五班说，要报文科的就赶紧报，过时不候。
那女孩本来也就喜欢文科，此时动了心，对我说想转到文科班。
我一听，当然高兴得不得了。
她又说一起去怕别人说闲话，让我先去，我当即就去了，每天等着看到她到文科班来。
然而我走那天她回去跟她父亲说想去文科班，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他父亲本来就是六十年代学理工的大学生，对文科有些偏见。
我在文科班里左等右等不见她来，坐不住了，就找她问怎么回事。
等到她把原由一说，我顿时眼前一黑，险些昏过去。
经历了这次打击后，我再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整日不是发呆，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胸口总是跟堵了什么东西一样难于呼吸。
本来我天生有着一副伶牙俐齿，思维敏捷，辩论时本领超群，然而从那以后，我很快变得口齿不清，反应也迟钝起来。
这就是第一次恋爱给我带来的感觉：瞬间的欢乐与甜蜜，长久的忧郁和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二、惹了黑老大
一九八九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上两个社会上的坏小子。
那两个坏小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坐在后座上抡个挎包，一路上见学生就打，我也挨了一下。
虽然不怎么疼，但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类地痞流氓，就下车跟他们争吵起来。
当时，我有一个在初中时很要好的同学没考上高中，就进了县里的保安队当了保安队员。
我自恃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怕他们。
越说越激动，后来那用挎包砸我的那个小子说，那我们约定明天在南门外电影院门口比试比试吧。
我一听，也不怕他们，就跟他们一言为定了。
中午我就去找了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一听我受了欺负，也很生气，就约了两个保安队员，准备第二天去会会那两个坏小子。
我一听可以为我出气，也觉得很高兴。
谁知下午到学校里来时，几个经常跟社会上的地痞混的同学一见我，就对我小声说：“呀，你可真厉害呀，敢跟红年单挑。”
我当时还不知道红年是谁，连忙问他们。
原来，这位红年就是太谷县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帮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来。
骑自行车的就是红年，打我的是红年的一个铁哥们。
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就连下午的课也没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队的那个同学。
那同学一听是红年，顿时也楞住了，说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他？这个忙我可不敢帮了，要帮你我以后小命都保不住，你还是赶紧到公安局报案吧。
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母亲在埋怨了一会我惹祸以后，也赶紧出去找人了。
我母亲想的办法不是找人来打架，而是打听这两个流氓的家庭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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