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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从小时侯起就一直忍饥挨饿；嫁人以后被祖母虐待，每天只给她吃红薯面，吃得母亲那一段时期直吐酸水；后来家里生活也不好，经常断顿。
这些因素导致我的母亲得了严重的胃病，疼起来连话都说不出来。
母亲调到财务股以后，恰逢舅舅回老家后盖新房子，钱不够。
母亲就从厂里借支了八百块钱汇了过去。
由于那时侯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于是母亲为了还钱，除了加班干些副业挣点外快以外，还每天中午不吃饭节约钱。
当时厂里有个卫生所，卫生员姓康，是个女的，跟母亲很合得来，母亲就经常去卫生所开点山楂丸治胃疼，一吃，发现山楂丸居然可以饱肚子。
于是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母亲每天中午就吃五粒山楂丸当午饭。
也是好心有好报，一年以后，我母亲那么严重的胃病居然彻底治愈了。
我的母亲十分好学，到了财务股后，发现以前的知识实在不够用，于是就买了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工业企业会计管理》、《英语九百句》等书回家学习知识。
白天上班，晚上钻研，还天天练习珠算。
那一段时间，她经常往家领“先进工作者”
和“三八红旗手”
奖状，可是从来都不挂。
厂里还奖励给她一辆“飞鸽”
牌自行车，后来又配给她一个日本产卡西欧的计算器。
计算器在现在什么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却是了不起的先进玩意，其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一台“奔腾—四”
电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七、摩苏尔的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伊拉克是个非常富裕的产油国，那时，铁Z局和伊拉克签署了劳务输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坝。
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
劳动报酬是一样的：一天六个伊拉克第纳尔，按照当时的比价，约合三十六元人民币。
然而，中国工人拿到手里的，却只有一个第纳尔，相当于六元人民币，其余全部被“国家”
拿去了。
当时，一般中国工人平均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五十元人民币，所以这一天六元钱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注」有资料显示，一九五七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六百零六元；由于二十年冻结工资，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下降为六百零二元，而一九七八年的物价水平，要比一九五七年还要高）。
然而，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
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国工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每天挣到的六个第纳尔里，只用上缴一个第纳尔作为税收，自己净挣五个。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
，这些中国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真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比起来，所有的中国工人都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伊拉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旱，夏季室外气温经常达到五十摄氏度，工人们每日挥汗如雨。
印巴工人有钱，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而中国工人房间里却不安空调，工人们就这么熬着。
每到周末时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车，到巴格达、摩苏尔，或者基尔库克等城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
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毛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
，所以还成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有些中国工人也眼红印巴人，请求别人出去玩时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中国工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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