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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百十里的村庄和公社都来人赶集，还有戏班子、杂技团助兴，一时间村庄的路上商贩云集，高音喇叭鸣响，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时代，全村只有一个商店，当时叫供销社，房子原来是一个小土地庙，也就卖一点铅笔、本子、糖豆，点灯用的煤油，还有些针头线脑什么的。
供销社的营业员是个女的，叫春叶，当时还非常年轻，总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后围着她转，也不买东西。
供销社的门外，则是一块空地，一个砖台子上放着从土地庙里拆下来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见方，上面还刻了一些字。
这块石碑和那一小块空地，是社员们聚会、休闲的场所，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一些社员端着碗出来，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边吃边唠。
村子里偶尔也有一些货郎来，卖橡皮筋、小卡子、樟脑丸、针线和削铅笔的小刀之类的，还可以用头发换。
很多小姑娘、小媳妇平时梳头掉的头发都舍不得扔，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
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
只有麦收以后，才偶尔熬些麦仁汤喝，算是好吃的。
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
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
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
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
上的“瓜”
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
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
我在农村上小学一年半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
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个人身上都长虱子，特别是女孩子，长长的头发上虮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很差。
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
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
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
老师的小名叫国青，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公社初中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
我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就跑出去玩，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蜕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
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
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
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
，也就是“大公无私”
的意思。
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
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
地叫着，非常好听。
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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