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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
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
如何如何坏的话。
我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坚决站在“十大总部”
的革命立场。
末了，这帮人还握住父亲的手，自做多情地说：“保重啊，战友！
现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我们一定要与他们血战到底！”
我父亲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装模作样地道了声珍重，也就脱身了。
此后几个月里，我父亲在郑州街上曾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用该计对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
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
一出火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
当时各个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
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
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复苏兴盛起来：炒凉粉、糊辣汤、羊双肠、羊肉烩面都出来了，都集中在火车站摆摊。
整个站前广场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
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在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
远远听去，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里的青蛙聚在一堆呱呱叫唤。
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
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耀武扬威，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
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小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
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当当”
敲击车门，嘴里喊着“让开让开”
替代喇叭。
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
，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
的红十字牌子。
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大面积长时期的停电，一片漆黑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烛光，如同坟场的荧荧鬼火。
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流氓猖獗、武斗频繁，我父亲怕中暗枪流弹，晚上不敢回家。
于是他在站前广场上弄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
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停到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面前，指着那女人喊道：“我看见她撕了毛主席像！”
那些原本在大街上好好走着的素不相识的行人，一听此言顿时如同被施了魔法一样，朝那妇女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她躺在地上口吐鲜血，一边求饶一边哭着申辩：“我没有，我没有啊……”
打累了以后，中邪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四散而去。
那个妇女在地上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
我父亲转身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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