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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大约七八十岁，满头的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
，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
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
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我父亲发现那个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
经历过这两件事以后，我父亲对红卫兵异常反感。
直到几十年之后，每当他看到有些文艺作品里描述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都说：这是罪有应得，那帮红卫兵干过的坏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做“兔死狗烹”
啊！
文革初期，在郑州的祖母因为算是“地主婆”
而被红卫兵抄家，并把她赶回豫东封丘县乡下。
大姑见祖母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不易，就接她到北京小住以避避风头。
后来郑州的造反派忙于派性斗争，没人管这个地主婆了，于是我父亲就送祖母回郑州。
买好了火车票，临行前一天我父亲就去联系出租车。
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这样满大街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预先到个什么“管理机构”
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
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
那个胖女人掐着个腰、双腿叉开站着，以显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
当我父亲对她说想用出租车时，阶级立场站得特别稳的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问：“你什么成分？”
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
——这才给登记上。
如果回答说是“地主”
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
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有两个人在低着头筛沙子。
当我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
那个胸牌类似我父亲五十年代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罢了。
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
和“小业主”
。
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也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不过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
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条件反射般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并加以迫害）。
在逛到天坛时，我父亲又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的累累战果：抄家抄来的各种家具，有沙发、铜床、衣柜、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则是抄来的高跟鞋。
展示了一段时间后又让原主去认领，可是这些物品的主人早都被整破了胆子，谁还敢去认领呀。
于是，红卫兵就拍卖这些抄来的东西，檀木大衣柜五块钱一个，高跟鞋一块钱一双。
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几个人敢去买这些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的东西。
拍卖那天我父亲也去凑热闹，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坐在一把檀木太师椅上，另外一张椅子上则写着：十五元一对。
那一对檀木太师椅精雕细刻，非常漂亮，我父亲很是观赏了半天，很想把它买下。
但一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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