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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铁路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
我父亲一看，感觉这是个机会，就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猛地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
只听“咣当”
一声巨响，轨道车掉道了。
我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出一二十米远，跌落到地上。
好在东北冬天厚厚的积雪如同软绵绵的毯子，我父亲被甩到地上以后，除了有些皮肉擦伤以外没损伤到骨头。
一掉道，轨道车就没什么劲了，又“垮啦垮啦”
地在枕木上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渐渐停了下来。
就这样，我父亲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这件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了。
单位闻讯后派了几个人向我父亲核实这件事，但核实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他的事迹了。
一九六五年虽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但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指导方针下，已经日益强调家庭出身了。
以我父亲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自然属于异己分子，是没有受表彰的资格的。
随后，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使轨道车掉道的我父亲，而是那个工班长。
领导在大会上撒谎说：工班长从轨道车上跳下来以后没有自顾逃命，而是机智地阻止了轨道车的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
。
会上授予工班长一个英雄称号，但对真正的英雄，我父亲的事迹却只字不提。
我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早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英勇壮举，在那个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
尽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灌输“阶级感情”
，但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和良心却战胜了伟大领袖的号召。
那次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我父亲，红着脸地对他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
我父亲早就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这有啥，让你戴你就戴呗，当时如果你还在车上，肯定也会想到这个法子。”
说完，无名英雄轻轻地拍了一下戴着大红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
（1958～1965） 十、如此“友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都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中苏双方之间争吵愈演愈烈。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也是世界第一个共产党。
从共产国际建立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策略，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因此，毋庸讳言，苏共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具有严重的“老子党”
作风，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甚至逮捕和处决兄弟党领导人，清洗、解散兄弟国家共产党组织。
实际上，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在许多方面已经有所收敛，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也并非一时所能完全扭转。
所以，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
作风的斗争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也不是反对“老子党”
作风。
苏共存在“老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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