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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又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
，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
，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
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爱戴共产党、毛泽东，畅所欲言。
谁也没有料到，在这明媚的春光后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陷阱。
既然党都号召了，我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
虽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
中受到冲击，但他那点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自己还没有太多思想包袱。
而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
不过，当时才二十二岁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
在领导们的一再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
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
，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
在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
有的时候，被领导看上的年轻女人并不愿意嫁给一个跟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大的首长；碰到这种情况组织上就反复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为筹码迫使女方就范。
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父亲当时涉世不深，想着既然“言者无罪”
，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父亲的一位领导恰好属于这种情况。
当我父亲的话出口后，这位领导立刻感觉到父亲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
在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座谈会上，这个毛头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意见。
那个领导本来就感觉父亲这是跟自己过不去，此时在大会上又这么发言，更觉得刺耳。
于是，领导就没好气地插话说这是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亲就反驳说这是不道德。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说着说着都越来越激动，开始争吵起来。
最后领导气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厉声叫道：“国之杭，你给我闭嘴！”
我父亲一听，不但没闭嘴，反而更生气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现在党要我们大鸣大放，你这是在压制群众，搞一言堂！”
那次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后来，那位领导虽对我父亲这个才转业来几个月的年轻人异常厌恶，无奈当时要整风，却也只有勉强按捺住内心的愤怒强作欢颜，却等待机会报复。
我父亲和这位领导的争执，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又都没有责任。
按照现在人们的观点来看，人家要找年轻一点的老婆就让人家找呗，只要不挖自己的墙角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而那位领导则不应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害一个年轻人一辈子。
但是，当时处于那么一种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共产党非常信任，自认为响应党的号召，帮助领导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而“反右”
运动的突如其来，连那个领导自己也不清楚，报复一下这个喜欢胡说八道的年轻人会给他一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
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鸣大放”
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
，为的是“引蛇出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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