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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一斤“议价粮”
只售二毛九分钱，但对于这个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铁路工人家庭来说，三张“高价嘴”
怎么养活不啻是个通天的问题。
而这个男婴的母亲却没有想到这些发愁的事情，她只为儿子的出生感到高兴。
尽管食不果腹，但她坚信儿子的降生会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好运气，她的心中充满希望。
是啊，人活着，只要充满希望，生活就会有意义。
这个男婴就是我。
我的幼年时代，中国正处在那场“史无前例”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后期，由于当时年纪太小，记事不多，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
从记事开始，我所领略到的就只有饥饿与贫穷。
后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渐渐地富裕起来，能吃饱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
我的家庭凭着诚实劳动，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聪明，在为自己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
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这个典型而普通中国家族的故事。
我们这个家族的遭遇，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风云激荡、变化无常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一、家庭的由来
我拥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少见的姓氏——中国的“国”
。
从小到大，几乎每次向别人报上姓名时，人们都向我发出这种疑问——“姓国？还有这个姓？少数民族吧？”
偶尔，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热心人在抄写我的姓名时帮我改正成姓“周”
、“匡”
。
在中考时，填写准考证人就把我弄成了姓“周”
的，害得我解释了好半天，班主任老师又来做证，人家这才让我进考场。
根据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省兖州一带。
大约在清朝顺治年间，我的祖先们举起了“反清复明”
大旗，随即被清政府镇压，全家上百口人被株连处死。
唯一漏网的，是一位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当清军去抄家时，家里的一对仆人夫妇谎称这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性命得以保全。
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告密危及孩子的性命，那一对忠义的仆人夫妻，用扁担挑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万苦、风餐露宿从兖州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并悉心照料这个孩子直至他长大成人。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将那位仆人拜为“义父”
，进了“国”
家族谱，被当作祖先一样供后人祭拜。
这位祖先和那位仆人的坟墓，至今还在确山。
就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家族在确山县已经发展成两个紧挨着的小小村落：王岗和国楼，二者相距不足一华里，如今已经并成了一个村庄了。
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弟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
据一九六○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五十九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四十七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三十二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
——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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