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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
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
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
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
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
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
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
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
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
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
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
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
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
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
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
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
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
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
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
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
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
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
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
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
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
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
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
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
抬土谈何容易！
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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