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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
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
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
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
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
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
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
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
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
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
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镢把，那没有多难。
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
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
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
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
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
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
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
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
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
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
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
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
我一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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