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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从一出生开始，日本的孩子们就得在难以立足的教育金字塔上拼命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攀上顶峰，顶峰就是进入早稻田大学或是东京大学。
在日本，有名的小学拥挤不堪，为的是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
在那些中学，孩子们要从早上9点学习到下午6点；为了确保升入有名的小学，好的幼儿园也是挤破了门槛；为了给婴儿一个进入好的保育所的“门票”
，日本甚至出现了特殊的产妇病房。
但是，尽管日本因“考试魔窟”
而闻名，然而，他们的在校生从二战中学到了什么呢？
非常少。
事实就是如此。
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患有一种选择性健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在校生才受到这样的教育：裕仁天皇的军队应为二战期间至少200万名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
在90年代初，一个报纸文章引用了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这位老师的学生在学到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十分惊讶，这些学生首先想知道的是：谁赢了？
为什么会这样？在日本，中小学校使用的全部教材必须首先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同意。
日本的批评家指出，社科类课本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
例如，在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有关二战的内容删去，使这本原本数百页的书只剩下6页，主要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至于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或是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这本书则只字未提。
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战斗者的努力，这种审查制度恐怕还不会改变。
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将日本政府起诉。
这一案件是一场持续30多年的法律斗争的开始，并取得了成千上万日本同情者的支持。
凡是见过家永的人，无不为他的赢弱而感到惊诧。
这位年过八旬的秃顶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声也很小，但他体内却蕴藏着对工作坚强有力的意志。
家永试图向在校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材料，但文部省却干预了他的行动。
例如，家永在他的教科书手稿中写着：“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马上杀害了无数的士兵和平民。
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审查官员对此评价说：”
这种描述会使读者理解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马上开始单方面屠杀中国人。
这段话应当修改，以免让读者做出如此理解“。
最后，尽管家永反对，这一段文字被改为：“中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在战斗中，日军占领南京并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士兵和平民。
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作为对家永与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妥协，这种说法可能使教科书审查官们感到满意。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暗示着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日军队酣战之时。
审查官还要求家永删去有关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他们声称：“在人类历史每个时期的每一个战场上，侵犯妇女的事都在出现。
鉴于对日本军队的尊敬，这一问题无须提及”
。
“侵略”
一词也成了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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