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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的文字说：“回到家乡来！
给你饭吃！
信赖日本军！
可得救助！”
同时，日本人在南京和上海举办富有魅力的招待会和传媒活动以转移人们对种种暴行的注意力。
2月份，一名日本将军邀请外国外交代表出席南京日本大使馆的茶会。
他吹嘘日本军队纪律严明举世闻名。
在日俄战争和满洲战役中不曾发生过一起违反纪律的事。
将军说道，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日本人曾在南京施暴，那只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外国侨民——当然，指的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煽动下抵抗他们。
但是，也够奇怪的了，在同一个讲话中将军自相矛盾地承认，日本兵曾把怒火发泄到老百姓身上，因为进逼南京的过程中，他们找不到一点可吃或可用的东西。
然而，日本新闻界无法在席卷南京的放火、强奸、谋杀事件上愚弄外国外交团体。
2月中旬，日本人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军乐会，还有艺妓和报社摄影记者参加。
然而，一名德国外交官观察到，欢庆的活动在进行的同时，“一个母亲因为护住11岁的女儿不让日本兵强奸这名幼女而连房子一起被烧死”
。
安全区领导们的反击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尽其所能抗击铺天盖地的宣传。
在大屠杀的头几天，区领导还能得到美国驻外记者如弗兰克·蒂尔曼·德丁、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C。
耶茨·麦克丹尼尔的帮助。
但在他们离去之后，国际委员会只有靠自己的设备了。
日本政府禁止其他记者进入南京，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斯·科佩宁。
而当日本兵意识到他们的恶行不会被世界传媒观察到，便更加变本加厉了。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国际委员会开展它自己的宣传运动的能力。
安全区领导共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训练国。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
传教士们受教育于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他们成年后的多数岁月都奉献于布道、写文章，以及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委员会中的一些教授曾经著书立说。
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和传媒合作很有经验。
在南京沦陷之前很久，他们就已乐于通过南京电台广播讲话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文章。
另外，传教士具有一个日本人来曾预见的额外优点：他们终其一生思考地狱的真正意义。
他们在南京发现了一个，便立即为世界公众把它描述下来。
他们真实可靠、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他们目睹的恐怖场面：
整整10天是一派混乱——这是人问地狱……不得不袖手旁观，眼看着甚至非常穷的人的最后一点财产也被夺走——他们的最后一个硬币、最后一点被褥（而这时是天寒地冻），穷车夫的人力车；眼看着曾和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成千上万已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好几百个平民当着你的面被拉出来去枪毙或作为刺刀练习的靶子，而你不得不听着那些杀害他们的枪声；眼看成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着，求你救她们逃脱那些折磨她们的畜牲。
袖手旁观，眼看你的国旗不只一次而是十几次被扯下污辱，而你的家被劫掠，然后眼看你开始喜爱的城市和你已计划慎重地、系统地奉献你最佳的学识的机构被付之一炬——这是一座我以前不曾想象到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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