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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
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
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
“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
与此同时，东林党等所谓“清流、大儒”
（关于东林党我会在绣像系列中写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因为福王祖母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而神宗时期清流倒霉时候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继位会大搞“翻案风”
造成东林党政治上的失势，也为了所谓的“定策之功”
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领衔，捎带着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以“立宪”
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
一时间南京城被党争搞的乌烟瘴气。
读史至此，不由感慨万千，明朝局势危若悬卵，这帮人还有心思在南京搞党争！
与当时在北京虽然也搞内斗但是却还分得清轻重缓急得满清相比，明朝不亡，满清不兴才真是没有天理啊。
当时主张立福王的是以马士英为首的地方实权派，多为手握军权的武将以及地方巡抚；而主张立潞王的以东林党为首，“江南北诸绅群起拥戴”
；可以说在最初阶段两边是旗鼓相当的。
而作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应该做的是果断立君，就算不满意福王，也应该果断支持东林党。
总之就是要尽快将立君大事确定下来。
可是，史可法在这个关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居然提出了立桂王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
和稀泥也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分什么事呀！
这个方案不说马士英等不满意，就算是东林党也不会满意啊。
你史可法作为东林精神领袖之一左光斗的门生，怎么胳膊肘像外拐？难保东林党不会这么想。
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独占定策大功，独霸朝堂啊？”
做这样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
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说给姜曰广的话，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内心对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滤，却依然在那里和稀泥！
最后，史可法抛出了他所谓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
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这个明显偏向东林党的方案，拥立福王的军阀们当然不能满意，而这么长时间的立君之争，又让军阀们看到朝廷庄严外衣下虚弱的本质，立马用实力开路，用军队讲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无力回天了。
事实上公正来说，马士英其实在最后也接受了史可法这个方案，但是马士英明显比史可法看得透彻，“立桂，史意也。
予曰：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当马士英到达南京之后，这些“清流”
们以马士英不过地方官僚不能参加这种高级会议为借口将其打发回了凤阳。
而当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军阀们全力支持福王时当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支持，马士英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而马士英则把史可法写的福王七不可立交出来作为政治资本。
福王看了史可法的信焉能给史可法好果子吃？
史可法缺少的正是马士英这样的临机决断，事事想应付，处处想和稀泥，别说和诸葛亮、慕容恪相比甚至连寇准、李纲、于谦都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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