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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学着他们的父辈、祖辈，一边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一边放声歌唱：“一根木棍，一块铁板，结构简单，用途广泛。
它是军垦的武器……”
杨文庆兴致勃勃地唱起来，忽而旁边响起倪女士低低的和声：“它是我们野餐的饭碗。
走出地窝子，挺进戈壁滩……”
高亢和低哑，两个声音汇成同一个洪亮的旋律：“向大漠进军，向荒原宣战。
我们披荆斩棘，高举传统坎土曼，我们是一往无前的坎土曼兵团。”
姜南默默划动手机。
偌大的互联网，搜不到这首《坎土曼之歌》的词曲作者，也搜不到准确的诞生时间，只知道这是一首兵团战士自编自唱的“年代流行曲。”
就是在这样的歌声里，杨小枪拿着坎土曼，打出了坎儿井，种出了一茬接一茬的小麦、高粱、蔬菜和葡萄。
但是干旱、盐碱和风沙实在可怕。
第一年，绝大部分田地颗粒无收。
直到第七年，尚有一半以上的田地绝收。
这就是在戈壁滩上屯垦开荒的残酷现实。
只靠坎儿井的涓涓细流，护不住几千亩新开的田地，必须换种方式向天山“借水”
。
1957年的十一月，杨小枪肩上扛着坎土曼，腰上别着十字镐，来到天山脚下开凿红星总干渠。
吐鲁番的冬天很少下雪，气温却能低到零下几十度，动辄十一二级的狂风能把人的耳朵冻掉。
男同志开山挖渠，女同志就在戈壁滩捡卵石砌渠道。
从冬天干到春天，每个人的手上都冻出了一道道血口子。
有关这段艰辛的回忆，杨文庆能说的不多，因为他老爹就很少提起。
他只知道，红星总干渠修了八年才基本完成。
修到第三年的春天，渠道边举办了一场简单热闹的集体婚礼，他老娘李贵英和他老爹杨小枪是八对新人中的一对。
陕西妹子李贵英是妇女运输队的一员，高个子，大手大脚，能背一整筐石头上山铺渠。
他们生的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直到红星总干渠修成后，才养下了杨文庆的大姐，又在十二年后才有了杨文庆和他的小妹。
他还见过一件旧军装，右肩膀的位置叠了一层又一层补丁。
这件旧衣和一双橡胶鞋垫，两枚奖章，一直被珍重地压在李桂英的“嫁妆箱子”
底。
“那个不是鞋垫。”
倪女士忽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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