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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游离于中心之外的族群，想要阐释自己的文明，最后都要从西方文明构建的体系当中寻找理论支持甚至基础资料。
这种构建了整个世界现有秩序的体系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正如加德纳所说，就连其他文明寻求独立性的探索，无论是反抗殖民还是复兴古典，也都在体系的学术预言和制度设计当中，是构成体系的一部分。
这就是许多探索者的无奈之处——兜兜转转一大圈，最终还是要在西方文明预设的认知框架下解决本国或者本民族的现代化问题。
这种文化垄断并不新鲜，在人类历史上总是循环出现。
就好像东亚、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想要述说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几乎都会尴尬地发现，自己国境内那些可怜的文明遗迹，远不如中国保留的相关史料丰富和有说服力。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朝鲜王朝实录》，就全部是用汉字写成，直到1993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才完成它的韩文翻译。
只不过20世纪前这种文化垄断通常是由一个实力超强的国家实体在区域内完成，而20世纪则是拥有“殖民者”
这一共同身份标签的文化联盟进行全球化扩散，并达到了超乎任何个体想象的程度。
从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来看，这不过是历史长河当中一朵朵或大或小的浪花；但对身处时代的人而言，却都是惊涛骇浪。
不过与中国人不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其中的人民，本身并不在乎这个。
无论是“文化独立”
还是“文化尊严”
，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名词。
无论他们国内的文化精英们如何痛心疾首、奔走呼号，老百姓们也并不在乎书架上或者电视里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
既然美国人既可以用可乐、薯条，迪斯尼、好莱坞，同时喂饱自己的肚子和脑子，又何必抗拒这股潮流呢？
所以张潮，和为他的访谈精神振奋的中国人，其实更像逆流而上的另类。
即使是认可张潮的学者、作家，也不无同情的指出了这一点——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对采访他的BBC记者道：“这位中国同行的焦虑，让我想起《开罗三部曲》出版时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之争。
但正如我用阿拉伯语书写却能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创作本身的力量。
张潮的抵抗值得尊敬，但需警惕这些强烈的自我意识变成新枷锁。
真正的文学自由应该在超地域的寓言中揭示普世困境。
或许中国作家应该学会如何在多重身份中保持创作自由。”
这场风暴最终也席卷到了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帕慕克最近刚和基兰·德赛坠入爱河，经常携手出现在各种活动当中。
而张潮与基兰·德赛几个月前在「加州和风号」列车上的对话，让他与这位新鲜出炉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面对各国记者锲而不舍的追问，帕慕克终于在出席一次文学讲座时，完整回应了张潮与马悦然之间的风波。
作为土耳其“西化”
家庭出身的帕慕克，他以自己深邃的思考与精湛的技艺为整个国家开辟了文学现代性之路的伟大作家，但对他来说，有些答案是不言而喻：
“张潮与马悦然的争执，不过是文学界永恒的孩童游戏——有人摔碎玩具以博取关注，有人假装宽容实则享受施舍者的优越感。
这位中国年轻人显然混淆了‘抵抗’与‘表演’的界限，以为摧毁旧的范式就能成为新的先知，却不知自己写下的每部作品，都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启蒙。
马悦然的谦逊令人惋惜。
他本可以对张潮说‘年轻人，文学不是赌气的艺术。
’但这位精通汉学的老绅士似乎忘记了，真正的作家，从不需要通过拒绝来证明什么。
萨特拒绝领奖是因他早已是萨特，而张潮的拒绝更像未入围者的提前退场声明。
所以我认为克里夫·加德纳说张潮的反抗仍困在西方框架里，这评价太过宽容了。
事实上，这位年轻人的表演完美印证了东方学的终极胜利——他越是拒绝成为一个陈列品，就越会沦为西方学界研究‘后殖民焦虑’的典型样本。
想想看，很多年以后，当学者们回顾这场闹剧时，他们会像解读古波斯宫廷阴谋那样发笑——看啊，那个中国青年以为拒绝一杯茶就能把诺贝尔文学奖推下神坛；而那位瑞典院士竟然想用谦逊掩饰文化权力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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