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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军突然插话。
这个做过图书经销商的油田作家举起手机：“日本作家和作品进入中国，我们的图书市场永远是奉为上宾，如果是村上春树、渡边淳一就更不得了了，新书译本要恭恭敬敬摆在书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但是中国在日本呢？九十年代两国文化组织倒是搞过一次‘中华登陆日本’的活动，一口气在日本推出了20多本中国，但是不到半年，这些在书店就和‘中华料理’——比如《饺子大全》《川菜图谱》——摆在一起。
人家当我们是文化土特产，我们还在争论文学高低？所以这种差距客观存在，并不是我们说一句‘不论高下’就能掩盖得了的！”
短短十分钟时间，课堂里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这也是张潮希望看到的。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到底是否落后于日本文学，是一件并不值得讨论的事。
首先创作是一件高度特化的艺术活动，整体水平与个别水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次，他也不认为获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本国文学在世界上排名如何就能代表国家兴衰和人群的文化素质，南美倒是能拉出好几个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更是大师中的大师——但估计没几个中国人想做哥伦比亚人。
张潮是想通过这个讨论，窥探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一隅；也想通过讨论，破除某些执念。
他很高兴的一点就是，至少没有人把“遣日使”
这个词单纯作为贬义的象征符号进行简单的否定。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念道：“注意，讨论焦点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中国文学是否只能依靠‘遣日’这种行动，才能完成转型或者升级。”
“我同意文章七成观点。”
戴月行——也就是颜歌——拂了拂额前标志性的齐刘海，声音清亮：“日本文学真正值得学习的是工匠精神。
据说讲谈社的编辑敢让新人作家修改二十七稿才刊发，我们的编辑连错别字都审不出来，专业性差距太大了。
不过——”
她话锋一转：“把你排除在代表团外，就像遣唐使不带空海，注定取不回真经。”
教室里响起零星笑声。
霍艳突然举手，这个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得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以学术见长的年轻姑娘语带锋芒：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本质问题？当我们在讨论‘遣日’的意义时，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已经默认了把文学的现代性等于西方性。
为什么没人提议组织‘遣非使’去学非洲的斯瓦希里语口头文学？
但是在‘文学的现代性’方面，日本也不过是二道贩子。
他们就是把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他们拼装组合一下，然后装进和式点心盒，端出来以后就告诉人们这就是‘亚洲最先进的文学’。
欧美的文学批评圈子，也是因为这个才格外认可日本文学。
但我专业角度出发，真的不觉得日本文学有这么好——更不觉得日本文学能好过中国文学5倍——就像那个法兰克福书展‘亚洲文学潜力榜’显示的那样。”
张潮眼睛一亮，霍艳的这个观点确实别出心裁，让这次的讨论真正进入了“深水区”
。
“但是这个点心盒卖到全世界了！
会包装也是文学的一种！”
在民营出版公司工作的“文学个体户”
毕亮忍不住反驳：
“不说‘现代性’这么高级的词汇，就说出版——日本的文库本，64开，定价80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不便宜，成本却只有中国的60%，但读者就是愿意买单——因为人家从设计到印刷，都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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