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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庄的族人世代积下的族产，竟然也因为被杨大老虎这汉奸霸占过，也莫名成了公民党所谓的逆产，珍姑奶奶叫郭寿康来帮忙周旋，总算保住了族人的房产和少量田地。
有人埋怨为何不能全讨回来。
这时珍姑奶奶被特务盯得厉害，公民党的上头刻意排挤她，我们这的官员便刻意排挤姓杜的，哪里顾得及天天照应族人乡党？
可是这点不如意以后竟成了好事。
以后新的政权建立给村民划成分，就以抗战胜利第二年为基准，统计各家名下的田地、房产、存款等。
杜氏族人多少产业都没有收回来，以后最多划一个富农罢了。
而杨大老虎费尽心机贪占赎回的田地房屋，最终成了他们一家的催命符。
这便珍姑奶奶说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
我丈夫涣贤在睢县觉得窝囊，我之后便跟他一起去鲁州永城谋职，我在永城的中学做教师，他在大学里做数学教授。
鲁州永城离禹州永陵也近，我便得以常常回到永陵和睢县探亲。
内战期间，珍姑奶奶一家站在社会党那，禹州的杜氏族人难免受到牵边，鉴于姑奶奶在禹州、鲁州亲故遍地，她托付许多人暗中庇护杜氏，杜氏族人虽然难免受到战争殃及，倒也勉强挺过了奸党佞人的迫害。
公民党的军队溃退得很快，胜利后，郭寿康竟然当了我们永陵市的副市长，多年后又辗转成为禹州的二把手。
我祖父和伯父是不愿做汉奸才死的，他们对本族和同村人做了不少好事，所以杜家庄风气没有那么糟糕。
本村为富不仁的地主是受了□□，但自始至终没有闹出过人命，而珍姑奶奶家的太爷，生时是出名的对工人佣人好。
珍姑奶奶家里也没有受过连累。
珍姑奶奶家出现的最大危机，就是有受了□□的地主胡沁，说是珍姑奶奶祖孙调弄人，故意撵走管家黎大田的原配，给他娶了一个听话的二房。
不过村中很多人证实不是事实，这件事也就有惊无险地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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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若珍自述：
自我有记忆起，爸爸的眼睛就不能视物，脸上还有黑压压的麻坑儿，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天花闹的。
爸爸不止一次跟我说，他从前是厌生惧死之人，不晓得拿自己如何是好，有了我他才开始变得豁达一点。
我才记事时他不大说话，我开始念书时他话才多一些。
自从有人说我生得像他“小花妹妹”
，他有时抚摩着我脸上的轮廓，神往地形容出我的模样，说长得伶俐脑瓜自然也该伶俐。
因此我小时候背不出书，他打骂起我来十分厉害，打完以后自己也莫名痛苦得很。
但他高兴了又会说很动听的话，说他幸亏享受过十六年的光明，晓得春天的蔷薇凝露，夏天的荷叶跳蛙，秋天的落日流霞，冬日的柏叶松花，还能想象出我这个女儿的模样。
可是大多时候，他憎恶命运对他的捉弄，每回想及同辈人便自惭形秽，别人若非鸳鸯偕侣、儿女满堂，至少有一份终身依傍的事业，偏偏他是一无所有、无所成就的。
家里若有人提起别人事业兴旺，爸爸常常夜不能寐、对月伤怀。
所以我小时候幼稚得很，总讨厌家里有事业的人。
开始，我讨厌在省城做官的三爷爷，后来，我讨厌做了洋翰林的宏云大伯。
甚至我以为是我妈妈的小花姑姑，在外面做事业比多少男人都强，但对于是否要讨厌她我是踟蹰的，总觉得她于我们父女是特别的人。
后来，我们父女去了小花姑姑的梁州，耳闻目见似乎没人不讨厌，因为人人都念书并有事业。
我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自然要按部就班地念书升学，可是我父亲为此坐立不安。
小花姑姑来找我爸爸谈了，说女孩子也该知书识理，将来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
可是我爸爸多惶恐我离开他啊，所以我到城里念小学、中学和医学院，不论路程多远都是日日回家，在望城还需要跑警报的时代，我有一回躲警报从城里跑到郊外，掉到水沟揉了一身黑泥巴，路上没有一辆过路车愿意载我进城。
我想回城里也无法继续上课，干脆走了三个小时回到乡下家里。
小花姑姑见我无恙只抱怨一句：“这个妮儿这么倔性，不晓得随的谁。”
我想我多半是随她的，爸爸给我讲她的事最多，我总以为她是我妈妈，自然有意无意地模仿她。
所以一样倔的小花姑姑只说我倔强，别人却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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