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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政府，即个人独断专行之政府！
袁氏轻轻扫去国会，另定一种宪法以合其宜，今之宪法，若袁氏不以为宜，则随时可以取消。
袁之仇人，或死或降，新税施行，悉出己意，政事之良窳，由袁氏自负责任。
在外人视之，苟袁氏一旦不测，则现有之行政机杼，悉将倾覆而无遗，此为独夫政府之恶果！
故主张帝制者，有以袁氏为皇帝，以袁子为储君，父逝子继，俾行政之责任，有所归属之语。
但吾人所不可忘者，袁氏已为公认政体之元首，袁氏不用此政体，而反破坏之！
袁若由总统而为皇帝，谁敢信其必采宪法政体，如主张帝制者所言乎？吾人知其必仍专制不逊于前，即有所谓国会者，亦必为袁氏个人之国会，存亡系于袁氏个人之意。
若袁氏果有召集国会之心，则以君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何若以民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之为名正言顺，于事更事便利耶？推论此事之根由，实因袁氏欲在国中培植绝大势力，以决继位问题。
但若袁氏为总统时，既不能达其希望，则作皇帝时，又乌能达其希望耶？此事千言万语，讨论不穷，然其结论则一，即择定之继位者必为新握重权之人，或为常集权力行政统一之领袖；若仅决定继袁氏者抑为总统或为皇帝，则无益焉。
中国国体应釆民主制耶？抑君主制耶？此固为华人独自解决，勿庸外人置议之问题。
华人苟民心一致，而国体变更，又足使国本坚固，则外人决不作干预之梦想。
然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数年来中国危乱之际，外人势力影响于中国事者，其功甚伟，难以尽述。
就事实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权力，以造福于国家也。
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
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
盖外人知国人对于袁氏计画，必有激烈之反对，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
再袁氏长子入继大位，果能较国民心目中所以信任之代表更为安稳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
质言之，此间外人，以为袁氏刻方着手行其建立政局之事业，且有发表意见者，谓袁氏不应利用赖外人而得之权力，以扩充其个人之希图云。
筹安会之为秉袁意而设立之御用机关，实已不待明眼人矣。
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也。
第四节帝制之实现
筹安会既由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宪”
而奏功，于是梁士诒继起组织请愿联合会。
以沈云沛为之长，作进一步之工作矣！
其发起之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
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
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
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
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
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
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自请愿联合会发生以后，各省及各机关之请愿书，纷纷投至，即向参政院提出。
当时之参政院又奉命为代行立法院，于是开会讨论，将付审查，袁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院，发表宣言书，略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
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
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诿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
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
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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