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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
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
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
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
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
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
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
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
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
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
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
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
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
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
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
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
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
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
他想把座位让给我。
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
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
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
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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