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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琰经过一番了解，就发牌文让扬州知府谢启昆来审理东台县一案。
他认为首告蔡嘉树是“刁民挟嫌倾陷”
。
（陆琰在发往扬州府的牌文里，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条。
倘若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思图倾陷，亦应严执拟议。”
）
布政使陶易看过牌文后，没做修改，当时只是笑着说陆琰嫉恶如仇，跃然纸上。
陶易这时根本没想到，就是自己的一个漫不经心，最后导致泼天大祸。
扬州知府谢启昆在接到藩司下达的牌文后，随即发文命令东台县拘押此案的首告和被告，解送扬州。
谢启坤经过开堂审问，后又仔细翻看了《一柱楼诗集》。
最后认定，诗集里的确有违碍悖逆的用语，蔡家告徐家刻印反诗，没告错。
二次升堂询问后，谢启坤便将加注标签的诗集、东台县的案卷、所有书本书版，押送去了布政使衙门。
谁知道藩司那边的答复还没有到，蔡嘉树的儿子和管家童志璘就带着状纸，告到了正在扬州停留的江苏学政刘墉那里。
没错，就是那个刘墉。
刘墉的幕僚在接到状纸和作为证据的诗集后，发现事大，立刻禀报。
而这位刘大人首先就注意到书中的序文是由苏州大儒沈德潜所作，其中尽是溢美之词；最关键的，则是注意到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
这样的话。
他立刻就明白，这是不亚于去年发生的“字贯案”
之后的又一桩大逆案。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今宜丰）人王锡侯因编写《字贯》被人举报，乾隆以“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
。
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都被判斩，相关亲属“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涉事官员全部问罪。
）
兹事体大，“勇于任事”
的刘大人随即向乾隆上了奏折，并下令立即缉拿收押此案一关人等。
（刘墉在给乾隆的奏折上写有“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
现移督抚办理。”
）
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报后怒不可遏，于是下旨严查办理。
于是，此案就因为刘墉而无限升级，株连极广。
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台徐家，然后是徐首发和沈成濯两家、苏州沈家、江宁布政使陶易一家、陶易的幕僚陆琰一家，以及所有经办此案的官员。
只要和《一柱楼诗集》沾上，全不放过。
以上所有人等，均被抄家搜查，然后再定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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