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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楼，就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口斜靠着一个老头，门前的牌子上写着——调查五室。
半大老头看见郝文明就急了，就操着一嘴的陕西话，冲着郝主任嚷嚷道“咦，你这瓜怂，可算来咧。”
郝文明白了半大老头一眼，回了他几句京片子，“老左，你着什么急，不是我说你，这才几点？”
半大老头是真着急了，不再理会郝文明。
从地上拿起两个带有密码锁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孙胖子面前，“你俩是新来的吗，甚事都不要说咧，这是民调局的装备，你俩先拿走，手续以后再办。”
说完都等不及电梯，直接冲下楼梯。
我和胖子手捧着箱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半大老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郝文明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八成他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
说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说“给你们找个地方试试装备，顺便再给你们讲讲民调局的事儿。”
1982年，一个叫做“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
的部门从公安部分离了出去。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
低调得离谱，甚至连公安内部也没几个人能确切知道其工作的性质和权限。
其实这个部门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是在国民党时期“宗教事务处理委员会”
的基础上建立的。
它最早的前身是首都卫戍部队特别科，后来归了公安部，当时的名称是“公安部特殊档案管理处”
。
当时这个特殊档案处的班底只有七个人，一个主任，六个办事员。
第一任主任是从朝鲜回国志愿军的团政委转业担任。
六个办事员具体情况不详。
这样的班底成就了几十年后民调局六个调查室的格局。
特殊档案处成立初期，办公地址选在了首都郊区（现在民调局的所在）。
当时这里算是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部里的财务每月来发一次工资和办公经费之外（很奇怪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公安部领），就很少有外人来过。
这七个人平时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记录解放前各个时期的档案和旧报纸，甚至还去故宫博物院借阅、誊抄了清明两代的宫廷档案。
然后六名办事员轮流外出，一走就是三五个月。
去哪儿？办什么事？从没有人过问。
办事员每次外出前，都要带足上千元的办公经费（当时算是巨款了），再加上上万斤的全国粮票，和一摞子盖着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
难能可贵的是每次回来，经费和粮票都花得一干二净，偶尔可能会剩一两张介绍信没有用完。
回来的办事员也不是空手而归，每次都会几卡车几卡车地往回运东西。
车上的东西捂得严严实实。
至于运的是什么，没人知道。
只是每当这个时候，档案处全部人马都会跑到仓库里。
一连几天待在里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特殊时期高峰时期，特殊档案管理处的首任主任到点离休。
公安部一个姓张的司长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批斗，看中了这里够生僻，主动要求来到档案处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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