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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奇微并不承认夏秋两次攻势的失败。
他表示，这两次攻势对美军而言，并不是毫无成果：“这些行动明显地提升了我们的防御状态，同时也让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回到谈判桌前，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李奇微的这番话带着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
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军在这两次攻势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想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中朝方面屈服，是无法实现的。
重启谈判不仅仅是中朝方面的决定，更是美国人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志愿军、人民军抗击“联合国军”
夏、秋两季攻势的防御作战，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转折性。
在此之前，志愿军在战略全局上主要是进行反攻性质的作战，防御作战只起局部的或辅助的作用。
当时的战役指导，更多地是在强调防御作战的机动性，注重将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并通过防御，为日后的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秋季防御作战的推进，尤其是在第六次战役计划取消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成为停战谈判的核心争议，志愿军坚守现有阵地的防御战，越来越具备更为重大的战略和政治意义。
阵地战不再仅仅是局部的或者辅助性的战斗，而是已成为志愿军的基本作战方式，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坚守防御”
，并指出：
“作战方针应是在现有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
11月14日，中央发给乔大叔的电报中，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如下表述：
“节约兵力、物力、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从1951年12月开始，战场上再次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机，志愿军和人民军抓住这个机会，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的大规模筑城活动。
朝鲜战争全面进入了阵地战的新阶段。
在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未来发展，有了更为现实的清晰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争指导方针，实行以作战方针调整和主要作战形式变换，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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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美方放出了寻求停战谈判的试探信号，中国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适时作出“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的政治决定。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将军表示：
停战谈判的开启，象征着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交战双方的代表团在开城会见时，都是在为实现早已确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战略而努力，这真的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一场新的战争。
敌我双方都放弃了用武力统一全朝鲜，这个相同的政治目的，双方也都放弃了夺取和控制朝鲜土地的军事目的。
双方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已变得一致：“在对各自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
。
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时，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当所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随着谈判的展开，抗美援朝战争形成了两条战线：
一条是战场上的军事战线，也就是“打”
；
另一条则是谈判桌上的政治外交战线，即“谈”
。
在这场战争的后期，边战边谈、打谈结合，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愈战愈勇，屡获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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