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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这里有件事有必要提两句。
伴随着魏承恭的到来，为了更好地“跟未来接轨”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有几项重大的改进，一是汉语拼音，二是简化字。
为此还很是引发了一些混乱。
汉语拼音这个东西，如果从利玛窦时代算起，在中国已经搞了快300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发展到一个高峰。
比较激进者，比如钱玄同，可能还要包括主席，就曾经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此魏承恭还跟包括主席在内的一些人发生过一场争论，非常激烈的争论。
（据郑林曦《论语说文》记载，主席曾在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
对此地效表示怀疑：首先，主席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本人的传统文化功底非常深厚，他不可能意识不到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
如果废除汉字，改用字母文字，等于是彻底摈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本人也将从“诗人”
降格为“文盲”
；其次，以主席当时及以后的号召力，他主张废除文字改用字母文字的话，没准儿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ABCD了）
结果当然不用说，面对后世成熟完善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时代还处在摸索阶段的汉语拼音根本没有竞争力——问题是这之前根据地已经开始在教学的《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以上两文在1929，1930年出自于瞿秋白之手，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看来瞿先生是这方面的大拿）就不得不因此作出调整，而很多刚刚才“学会”
读书识字的人，也不得不面对自己刚刚费尽力气学会的东西，没有了用处的尴尬境地。
好在马列党人（好吧，准确地说是这时代的马列党人）最不怕的就是承认错误。
在意识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具有极佳的优越性之后，瞿秋白果断请魏承恭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教授根据地的人们新的汉语拼音。
简化字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且阻力更大。
汉语拼音算是个新生事物，就跟火柴煤油灯之类的洋货一样，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等到用着觉得确实方便之后，也就没有那么抵触了——谁让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呢？
但是简化字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了——我们明明有“更好的”
（在根据地那些前清的老秀才们看来，繁体字就是比简化字庄重，这些人是反对简化字的主力），为什么反而要用不好的？
不过中共显然是铁了心了，根据地的所有文件文告，一律采用简化字（暂时还在旁边标明对应的繁体字）。
至于部队中更是连对应的繁体字都不标明了，各个高级指挥员以身作则，人手一张简体字对照表，从头开始学起。
“既然连电脑都认这种字，我们难道还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总理如是说道。
————
（神经衰弱，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吗？貌似书友里面很有些医学大拿呢）
文化课会一直上到下午四点半五点钟左右的时候，才算是结束，这之后到晚饭之前是休息时间。
所谓休息，不过是个说法，当部队驻扎在村落中的时候，按照红军的习惯，是要帮老乡们干活的，挑水，浇菜，喂猪，修理房屋，平整场坝……等等。
好吧，这个山沟沟里的村子实在太过偏僻。
本来就只有十六户人家，因为扩红，以及被白党洗劫，眼下只剩下了六户。
六户人家的村子能有多少活儿？游击队可是足有好几百人呢。
所以这个时候，红军战士们更多的是在干一件很有红军特色的活儿——打草鞋。
把几根谷草搓成细草绳，用这些草绳做经纬线，编成鞋底，加上系绳，这就是草鞋。
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算是必备的生活技能，草鞋有个别称叫做“不借”
，意思是这东西人人都能自己打，不用向别人借。
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除开一些编草鞋的专业户），这种技能就很神奇，很高科技了——比如魏承恭，费了老大劲，谷草用了一大把，连一根草绳都没有搓出来。
“傅先生，你都有这么好的鞋子穿了，还要打草鞋做什么呢？”
魏承恭身边，吃早餐时候说他衣服好漂亮的那个小战士纳闷地问道。
“跟红军呆在一起，怎么都得留点儿纪念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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