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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经受住了“考验”
。
当天晚上，总理把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同时提议，把这种自发的学习行为组织规范起来。
一天后，中央做出了决议：要“利用长征的机会，大力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争取人人都成为宣传员。
力争在到达陕北之际，建立起一支全中国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部队。”
（常凯申的中央教导师兵员至少都是高小毕业，目前正在组建中）
组织学习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甚至，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首先，这不是学生们在春游，这是一支军队在长途行军，侦查警戒等任务都不能放松。
要合理安排各部的任务，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次，师资力量也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
红军虽然设有文化教员，但是过去都是在部队驻扎下来的时候才展开教学工作，这种时候一个人负责一个连队的教学——这已经很吃力了，部队不同于在校学生，随时都能找老师请教；战士们在学习中如果有了疑问，只能在休息时间去找教员，这就导致教员给战士们解答问题的时间异常集中。
而眼下是在行军中，别说一次给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讲课，就是一个排一个班，也是做不到的，顶多像魏承恭那样，给自己身边的两三个人讲解。
还有一个行军队列以及路途的问题。
以这时候中国南方的交通条件，行军纵队一般只能排成两列，一旦进入山道，就只能排成单列（而且爬山的时候是肯定顾不上教学的^-^），只有在某些“通州大衢”
的时候才能排成四路纵队——目前已知的任何教学形式，都不能适应这种条件。
最后，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课本。
现有的、根据地发行的课本不是不能用。
不过一来携带者不多（这个是限于根据地的生产能力。
教育始终是面向下一代的，所以学校要保证充足供应，至于数量逾十万的红军部队，只能是尽可能满足要求了。
有很多年龄较小的红军战士根本就是带着他们在列宁小学获得的识字课本参军的），二来这种课本不适合行军路上看——字体较小，走路的时候稍微一晃动就看不清了，伤眼睛。
这要是到了陕北，几万红军都成了近视眼……
“问题是不少啊。”
主席笑呵呵地，“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发动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就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
于是不久之后，各个连队就纷纷出现了很多教学高招：利用短时间的驻扎（吃饭，宿营等）见缝插针地展开教学工作，在第二天的行军路上，战士们各自温习；互教互学，互帮互助；课本不够，就把一本课本拆开了用，沿途收集纸张书本，编订新的课本；利用汉语拼音，把识字课本——或者说识字卡片——挂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之上自学；还有在行军路上写标语，通过标语来识字……等等招数纷纷出炉，让魏承恭这后世来的人大开眼界，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当然，这都是魏承恭下一次来，才发现的事情了。
（注：红军在长征路上，依然没有放松文化学习，详细情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似文中的描写，都只是地效的臆测——写出来以后，地效又翻看了一下曾经红军战士们的回忆，发现跟地效设想的居然没多大差，只是缺了写标语这一条。
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能坚持学习，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再次向长征，向长征的红军战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傅先生，这两个字怎么念？”
“这两个字，念‘建设’……咦，你只问这两个字，其它的都会吗？”
“嗯，这句话是‘我们将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吧？”
魏承恭笑笑，非常正确。
战士仔细看了一会儿“建设”
两个字，然后收好课本，伸出手，在空中比划着，嘴里还念念有词：“一横折，二横，三横，四横，五……横（不确定是不是要写这么多横，不过看到魏承恭鼓励的笑后，坚定了信心），六竖，七横撇，八横撇，九捺。”
写完一个字，战士笑了，看向身边的魏承恭。
魏承恭点头，微笑。
“建”
字写完，接下来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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