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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能做海贸生意的,一般都是大户人家,向他们收税即便官吏盘剥了一点,也不会伤筋动骨;
第二,让国内成为一个统一市场,即商品出境、入境只在海关缴纳一次税收,而不必在路上过个关就要交个税。
处处都有税卡,这是王朝末年之象,而且还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各省之间像是两个国家。
这就叫简化。
至于那些只在境内做生意的商户,他们面临的是住税。
这部分税收收取的理想状态你是赚钱我收税,赚得多收的多,赔钱就免税。
但朝廷并没有办法获取全国数以万计的企业的年营业额和年利润这样的信息,就算下死命令让所有企业自己报税,也还是会有大量的人不报利润或者少报利润。
所以真要做到难度很大,甚至在现有条件下根本没办法做到,倘若按照利润来收,结果就是住税连年降低。
所以住税的收取制度被朱厚照在整体上保留,即宋代、明代初期怎么收的,那就怎么收。
只不过是对细节不断完善,比如规定了收税的时间和次数,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商户打扰。
但只要收税,要想让税官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大明每个县都配有两名税官,就是为了住税的收取。
总的来说,商税制度不完美,但已经是极力而为。
其实两宋时商税收入极高,无非也就是设卡收税和摆摊收税,单次税率虽然不高,但是收税的对象涵盖范围很广,相当于单次收的少,但是收的地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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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现在的大明没有税卡林立的情况。
至于盐税、茶税,这不必多说,现如今它已成为商税中仅次于海关税的税种。
只不过盐税成长有限,因为盐的消耗本身就是刚需,原来就多,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到正德三十五年,盐税已经连续几年稳定在1.4亿到1.6亿之间。
与此相比,海关税增长明显,最初的时候按银两折算是四百多万,约合四千万银元,但到正德三十五年,海关税已成长到4.8亿元,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了。
住税则相对较低,因为朱厚照比较小心,他不倾向于向小商小贩收取过多的杂税,基本上维持在2亿元上下。
这样,商税在整体上可以达到每年8-9亿元。
而农业赋税则在不断减免,自正德二十二年以来,已连续十几年维持在三十税一的比例,这个税比在历朝历代都是最低的之一。
特殊时期确实没办法比,比如汉文帝宣布过全国免除农业税。
现在大明之所以在农业方面如此‘阔绰’,除了商税兴起,另外一个原因大片的海外耕地。
大明在这里施行的根本不是低税比这个策略,比如在吕宋、爪哇、安南等,这些地方全都是国有企业和民间大商人大片大片购买土地,然后进行商业耕种,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了一亿亩。
商业耕种,这就是商业行为,不是农民,那么税比就提高了,好点的地方是八税一,更厉害的地方是五税一,这基本就是苏松地区的税比了。
在这里种地不至于活不下去,但肯定活得惨。
至于要是太高了不赚钱怎么办……这个不必替商人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使用奴隶并不犯法。
所以农业税大致上也基本上能追得上商业税,每年的岁入也在6-8亿元左右。
这样来算,大明的岁入仅此两项就在14亿到17亿之间,正德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都是如此。
不过这并不是国家岁入的全部,甚至不是最大的那一块收入。
真正的大头是三家官营的贸易公司,分别为主导瓷器和丝绸的南洋公司、主导精盐和雪糖的东方神韵公司以及主导香料贸易的远途公司。
这三家公司拿着西方世界热眼的商品在他们眼前晃荡,像是黑洞一样吸引世界上得黄金和白银迅速流入大明。
在现在载壡这个户部管事人的眼中,大明不仅是一改过去千年的白银荒,反倒是进入了一种白银过剩的局面。
而且在新大陆上有超级银矿的消息他们也知道,既然可以挖,为什么还要用商品换?哪怕是去抢也没关系,反正那些西洋人行径如海盗,你不抢他们,他们都要来抢你。
要不是打了几场海战,他们还不这么老实呢。
所以在三年前,在睿亲王的推动下大明开始调整海贸的贸易模式,不再单纯的只收白银,而是需要另外一种形式的财富,真正的财富。
比如说粮食、美酒、奴隶,甚至是某项技术,当然,黄金也是可以的。
这些东西大明的商人买来以后才有价值。
就在京师边上的天津卫港,大明开辟了一个新的市舶司,在这里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的粮食登岸,也不一定只是大米和面粉了,包括玉米、土豆这类作物都已经作为商品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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