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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金的支持下，儒臣们不断弹劾阿合马、卢世荣等，二人先后被杀。
儒臣们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发生的禅位风波却给了阿合马余党一次报复和卷土重来的机会。
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御史尚文上封事，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禅位于太子，太子知道后很紧张，中台秘其章不发。
此事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侦知。
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拘封御史台案卷。
答即古向忽必烈告发此事，忽必烈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
尚文与御史大夫谋议说：“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也。
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宜先发以夺其谋。”
⑧御史大夫与丞相向忽必烈揭发答即古阿散受贿，与其党皆被处死。
皇帝、太子间的一场大案总算被掩盖了，但受这场风波的惊扰，太子真金忧悸而死。
这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元朝嫡长子继承制的贯彻执行，并导致了以后元朝在皇位继承上的数次危机。
真金死后，忽必烈数年不立继承人。
直到临死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才接受玉昔帖木儿的意见，选定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为皇太子⑨。
忽必烈在授太子玉册的诏书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封建王朝嫡长子继承制与忽里勒台传统观念的矛盾，没有正面否定忽里勒台选汗制度，而是把预立继承人说成是成吉思汗的遗训和遗制，力图在不触动传统观念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这就使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缺少稳固的基础和明确的效力。
真金死后，忽必烈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所发展，在立储问题上也就缺少了原有的坚定。
因而，当他选立铁穆耳时，只遣领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前往漠北将皇太子宝授与铁穆耳，并没有像立真金那样发布诏书和授与玉册。
甚至皇孙本人和他的母亲事前对此竟也一无所知。
这第二次建储如此草率，影响力自然有限；而忽必烈病重期间，竟也没有召皇储回京。
以至忽必烈死，铁穆耳还在漠北；忽必烈本人的游疑动摇，再加上蒙古社会传统观念和旧制的影响，给成宗的即位带来了若干不利。
忽必烈一度进行了的皇位继承制的改革，又退回到了它的出发点。
成宗之立，仍然未能绕开忽里勒台，也仍然未能避免与诸王的争夺。
赖有一二大臣以遣诏为依据奋争，才没有酿成以往那样互相残杀的悲剧。
元皮胄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死。
时伯颜刚被从大同召回，以其个人的威望，稳住了朝中百官。
汉儒徐毅上书请迎皇孙⑩。
皇孙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遣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萨里以书至军中召皇孙，命斡林、集贤、礼官备礼册命，召诸王大臣会议上都。
尽管有忽必烈所授的皇太子宝，忽里勒台推举的形式还是能废除。
而且，忽必烈指定的继承人仍然要面对竞争者的挑战。
真金的长子甘麻剌意欲改变忽必烈的遗命，他在诸王中也不乏支持者。
二人在帝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铁穆耳并不能因有皇太子宝就可以顺利即位。
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倾向于铁穆耳，提出了一个有利于铁穆耳的建议，让二人分别讲述必里克。
她说：“薛禅合罕（即忽必烈）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的人登位。
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
铁穆耳极有口才，是一个口才极佳的讲述者，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
甘麻剌患有轻微的口吃，也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法与之争辩。
丞相伯颜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信执行了忽必烈生前的安排。
四月，“宗室诸王毕会上都，定策之际，公（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远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
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王（晋王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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