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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匹、驮畜、乳畜、肉羊、供给驿站的青稞、褐布、帐篷、马鞍、坐垫、绳具、炉子、卧具、医药费以及人员统统交给蒙古人。
从此，乌思地方的人，不必在藏北驻站，而是每年派人把应交付给驿站的物资运送到藏北交给蒙古军。”
于是驿站常有乌拉供应，而藏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⑨《元史·世祖纪》；仁钦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⑩《汉藏史集》载：薛禅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引者注）的次妃所生之子奥鲁赤。
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之处。
亦曾前来乌思藏，多次镇压反叛。
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也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
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承袭其父的爵位，未到西藏。
铁木儿不花的次妃所生之子搠思班。
受封为（镇西武）靖王，前来乌思藏，在江孜的山脚下击溃西蒙古的军队，并将止贡派的“官巴”
处以死刑。
成宗之立大蒙古国时期，汗位的继承由贵族大会忽里勒台决定，这是蒙古游牧社会条件下的世选制。
这一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它自身不断的发生演变。
到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只有大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成员，才享有继承汗位的资格。
另一方面，公选因素的遗留，表现为成吉思汗虽然能自由地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仍不能直接继承汗位，他必须经由全帝国诸王贵族共同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才能认为是蒙古大汗，获得对大蒙古国的统治权。
前汗指定和大会推举的双重程序，表明草原帝国世袭制度发展的不成熟性”
①。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维持政权的稳定，在诸汉臣的影响下，在改定官制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
最早向忽必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任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的汉人张雄飞。
至元二年，忽必烈召见他，问以方今所急，他以建储对他说：“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
间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非至计也。
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
他的话深深打动了忽必烈，正卧于榻上的忽必烈“矍然起，称善者久之”
②。
这时，忽必烈已开始考虑如何以中原王朝立太子为继承人的制度改变忽里勒台制的选汗旧制了。
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忽必烈不敢轻率从事。
至元五年，卫辉路总管陈祐再上《三本书》，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
，并为改制制造舆论称：“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事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
同时再三强调立储问题的紧迫性，指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
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
诚万世一时也。
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
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
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
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人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
③。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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