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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
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
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
“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
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铃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
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
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
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
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
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
。
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
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
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
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
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
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伯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
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
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
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
忽必烈就征兵、选将两个问题征询谱将领、大臣的意见。
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遭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
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伯颜为帅。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其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伯颜在西域长大。
至元初，受旭烈兀派遣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
，遂留在自己身边，“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
至元七年，为同知枢密院事。
襄樊胜利后，元廷立刻进行全面伐宋的准备。
伯颜与史天泽同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
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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