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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
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
，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
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
，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
。
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
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
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
“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
。
严惩贪官，整肃吏治。
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
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
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
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
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
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
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
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北京间自择其一。
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
针对诸将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
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
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孛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
。
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
。
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
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
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
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
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
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
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宪宗蒙哥虽有志于继承和发展父祖的事业，但在靠军事征伐取得东至高丽，西达西亚、东欧的广阔地区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地由军事征伐转向政治治理，却一味坚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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