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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
蜀地险厄，易守难攻，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
在当时条件下，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
而争夺荆襄，兵临大江，再顺流而东，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
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
对他们来说，从那里途经汉中，进入川地，甚为近便。
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
在后人看来，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
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
樊城在汉水之北，较易为元军控制，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
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筑寨戍守，包围圈长达数十里。
1269年春又围樊城。
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两城隔汉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
所以襄、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
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偕驸马、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
史天泽视察形势后，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
，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
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敌船。
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
于襄阳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线。
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
在这之前，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训练水军。
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画地为船”
坚持操习不懈。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宋军就不断地由水、陆两路增援襄樊。
战事之初，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
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
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兵力都在10万上下，但均被蒙古军击退。
甚至当1271年秋，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
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
1272年夏，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
他们以“此行有死而已”
的气概，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奋力搏杀，竟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防线。
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
这时张顺已战死。
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顺流下走，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杀出重围。
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被元军袭败擒获，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决定先取樊城，以夺宋师军心。
至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汉水上的浮桥，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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