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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
在农业经济中，人直接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在游牧经济中，则是由牲畜吃地里的植物，人再吃牲畜的肉和乳。
消费的环节复杂了，消费本身却变得较为单调。
所以游牧民更喜欢大红大绿的色彩，喜欢对着大自然放开喉咙唱歌，藉以调剂单调而有点寂寞的生活。
因为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下，游牧民当中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里那种地域性组织，联系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成吉思汗崛起前，古代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氏族部落。
在每一个氏族中间，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把许多个扩大的父家长大家庭结合在一起。
氏族成员都承认，他们都是同出于若干世代前某一位始祖的后裔。
但一般只有该氏族中的贵族家族各成员，才有可能清楚地追溯他们与那位始祖之间逐代传嗣的世系。
氏族中的一般民众并没有这样的可以追溯的世谱。
但贵族的世系谱却被看做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于是每一个氏族里都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血缘纽带：一种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可以逐代追溯的血统联系（虽然这种血统联系在很大程序上同样地带有虚拟的性质）；另一种是平民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庭之间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
他们世代属于同一氏族的事实本身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明。
不同氏族的贵族家庭之间的同祖世系谱，又进一步将这些氏族结合为更大的氏族部落。
在12世纪，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演变成为血缘外壳掩护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按照当时草原社会的观念，平民都被氏族贵族所“领有”
，就像古代蒙古谚语所说，“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
。
除贵族和平民的身份区别以外，另一种社会分层是“使主”
（蒙语作额毡，ejen，“主人”
）和“奴婢”
（蒙语作孛斡勒，bo’ol）间的身份区别。
在民族冲突中，战败一方被俘获的人口经常被分配给战胜一方的贵族和平民，成为各人的“门户内奴婢”
。
“门户内奴婢”
虽然可以组织家庭、与使主分家，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不能摆脱与使主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仍需为使主家庭服各种劳役，并在使主需要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使主家内作“门户内的奴婢”
。
这种世代承袭的奴婢在当时被称为使主的“老奴婢”
（斡脱古孛斡勒），在他们与使主之间也会结成特殊的亲密关系。
古代蒙古社会里“孛斡勒”
的身份与经典意义的奴隶有很大差距。
他们与使主的社会关系更接近于领主和家臣间的封建关系。
游牧民的父家长大家庭都有各自独立的个体经济，但同一氏族或其分支又一起在该氏族固定的牧地上放牧。
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常常为牧地纠纷而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
在游牧状态下的突袭式战斗中，主动进攻的一方总是很容易取得优势；而失败的一方也比较容易恢复势力，再采取主动的进攻行动以复仇雪耻。
战争与和平成为十一二世纪漠北游牧社会里快节拍变奏曲的双旋律。
蒙古文的诗歌这样描写那个扰攘不安的时代：“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
。
“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
以上所述，就是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漠北游牧社会的形势。
蒙古部的兴起蒙古部的强盛，大约开始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时代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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