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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1.誊录制度的作用真的无比强大，能阻止考官凭私情决定考生前途，不过这会儿还没有施行。
其中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仁宗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殿试考官，想要黜落刘几，但因为誊录+封弥后辨认不出是谁，欧阳修才批阅卷子的时候，猜测某份是刘几的，就黜落掉了，谁知那份卷子是萧稷的。
最后刘几凭自己才识中了状元，让欧阳修都大吃一惊。
（《梦溪笔谈》卷九）
第二个例子，则是苏轼。
他在元祐三年知贡举时，为了让“苏门六君子之一”
的李麃中，据《鹤林玉露》所说，还曾尝试用人情预买题目。
在批阅卷子时，他以为找到了李麃的卷子，大喜说这个绝对是李麃的，让其通过，结果不是，李麃还是落榜了……
2.上请=进问题意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五《亲试》里提及，省试殿试中如果不明示题目出处（我没找出解试不可以的资料，就推测也可以），应举人是可以上请的。
通过上请来翻书作弊的行为，也曾被欧阳修所描述。
在上章的作话里已经做了注释了，就不再详解了。
3.挟书的惩罚
参考自《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
殿一举即为下次贡举时不得应举，殿二举则意味着两次贡举都不能参加，不以赦原，是表示连大赦天下也不能减免。
4.巡铺官捉到舞弊之人，是有赏钱的，最高达到五百贯（如文中所说）。
因此也出现过有人为了得赏钱而诬陷士人的事情了。
后来规定，必须有确凿证据，才能判定。
（就如某人身边捡到纸团，不能就说是某人参与了舞弊，必须有更加确凿的证据）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六至七《发解》
5.策的类型和命题范围如文中所提，不再详述（《长篇》）
直到庆历四年，范仲淹尝试改革取士的侧重点，策论都一直不怎么被重视的（不过很快就变法失败了）；之后王安石再度改革贡举，才真正轻诗赋，重策论。
第四十五章
单纯照搬或扩写自己提过的策略的话，当然省时省力，却也不是没有顾虑的。
一是他当初为引起官府注意，是以题壁诗的形式，留在了人来人往的亭台处的，不知被多少人看到过了，也不知有多少人会记得；二则是官府一直对该策悬置不用，不曾见半点动作，也侧面证明了其并不赞同的态度。
陆辞见时间充裕，又为求保险，索性麻利地阐述了上中下三策，又按影响力来分了近远。
上策为派吏兵探寻致水污浊的源头，设法根治，或视周边情况，看是否能借用竹筒建起自来水系统；中策为增设临近江河道的分流，导入净水的同时，官府亦可鼓励百姓各自凿井，且为此提供一定资助；下策从临县调度水源供人使用，农地则改种耐该等水质的庄稼……
陆辞文思泉涌，奋笔疾书，很快就清晰明了地罗列干净了。
在简单提及自来水系统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委婉地提了一句‘两年前曾于题壁诗中提及，在此不多加赘述’，以明确自己对此策的原创身份。
等他满意地收了笔，反反复复地审读了好几遍，杨庐也示意时间到，让人收卷了。
最后一日考的，是只以记诵为工、甚至不需明了含义的帖经和墨义。
出题范围也很明确，帖经只出自论语，墨义要么出自《春秋》，要么是《礼记》，因此只要是平时有用心笃学业文的，都不可能在这最基本的上面漏太多分。
当然，平日分明倒背如流，却因临场状态太差，导致心生不宁地漏了在开头写上‘对’和‘谨对’，或是征引注疏不符的人，也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的是，除非是以诵经为主的童子特科，不然在正式贡举之中，帖经墨义所受到的重视，都是公认最低的。
可以说，就算是在帖经墨义里全得了最上等的‘通’，也不可能弥补前两场的不足，更不可能凭此翻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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