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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同事，系丘先生的亲信，看见我这种举动，大为惊骇，怕出乱子，就报告丘先生。
丘先生对他说：“海滨这样做是很对的。”
跟着古先生也提出辞呈。
议长虽然极力挽留，我们却不顾而去。
既而丘先生和全部投
“可”
票的议员，都提出辞职，事态变成严重。
社会人士拥护公论，在明伦堂开大会，声援禁赌。
这样，投
“否”
票的议员，迫于情势，也就不得不辞职了。
这一片辞职声，引起了清廷派出按察使，劝业道和巡警道三位大员来查办。
他们请我和古先生吃饭，藉以询问此事的经过真相，席间我们除了陈述该事的始末外，并且很注意所谓堂堂大员的言论和动态，只觉得他们虚有其表，那末是很容易应付的了。
对于此案，清廷迫于清议，对投
“否”
票的议员，都准许辞职，而对投
“可”
票的，则都予挽留。
我们和古先生便仍回原职。
社会舆论对于这桩事情，都表示好评，并且说我的贡献是大的。
甚至广州民间唱本的木鱼书和船上卖药的演说，都错认我是议员，李主这次禁赌的。
这这是不虞之誉。
后来丘先生兼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要我去任教师，担任讲授国际公法，经济，财政等科，每周二十多小时。
于是这时我一身兼三职，而方言学堂的功课还要自己编讲义，所以忙得不可开交。
幸而方言学堂分为11班，每班的教材相同，因此编一次讲义可以在各班通用，这节省了很多时间。
此后我每月所得薪水，加上粤商自治会咨议局等，共二百多元，使我除寄汇家用外，能够有充分的余款作为奔走革命和接济同志之用。
那时举办一事，或主任款项，少则一二元，至多亦不过十元；所以我的收入，足够应付了。
因为丘先生喜欢革命党人，我又介绍朱执信先生来共事。
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将要发难时，我和朱先生事务甚多，兼之《可报》又将要开办，势难兼顾，犹恐连累到丘先生，就相继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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