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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阉，割女性自主权的女性是否为真的盟友，规范女性拥有诡辩逻辑来倡导平权的男性是否会背刺。
少数酷儿群体的交叉性理论，以及普遍缺乏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接纳多样和包容….似乎发出任何一种声音都要先带入辩证，而无法展现它本质的全貌，生怕陷落在二元对立里，游在死水中内部分裂着、阻挡着去争“正义”
语言太多，有时候也会造成大面积失语。
我们暂时无法降噪。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名作家、编剧，拥有一家新媒体公司。
大多数的创作都有关于女性成长意识有关，从在《青读》连载的《红绳》起，我便在追寻传统元叙事的解构，我时常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忽而坎坷，总会下意识逃避那些狂风暴雨，在艺术里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中庸，好似无解之题让人感到胸闷和不快。
我距离上次创作已过去四年已久，媒体评论人总以艺术枯萎取笑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清楚，这四年来我大量在「再教育机构」走访，在省监狱之间调查，在妇联的支持下我的读书会进一步开展了女性救助心理会，我在来访者中采访想要寻求一个答案——女性犯罪者的背后动机。
正如黄老师所言，女罪犯的数量上升是特殊的观察视角。
如果你真的听过犯罪心理学的公开课，你会发现过去因为女性犯罪者因样本量不足而，而变成了部分小专题。
甚至有关于女性犯罪者的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非常小众化。
但她们仍是可以被观察到并验证的对象，是个随着参与社会的数量增加，而逐渐增加的群体。
我国女性犯罪者2022年占比8%上升到了10%，这是反抗意识浮现，还是因为犯罪途径增加导致的？放眼2022年全球判处死刑的女罪犯，总共12位，大多都在出现中东地区，而我能接触到的、拿到可用素材的犯罪者是0人。
没有足够多的案例都无法分析女犯人的动机，于是我又大量翻阅了大量数据对比，发现教科书里来来回回叙述的典型案例又都是男性，我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被媒体称当上“惊天女砍刀”
“女剪刀”
“藏尸媳妇”
这种猎奇视角的女性犯罪者。
我的沮丧仅仅是停留在了我的创作瓶颈出现了，而并非其他。
但我为了创作，我只能把目标依托在「罗格斯救助会」的女受害人身上。
很开心在我编写这本书时安公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黄熯女士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解析犯罪性别元素上给了我很多方向，让我与很多被公诉的女性犯人进行了采访和接触，才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形成。
写这本书一半时，正好是我父亲去世十周年。
那天我和母亲去陵园祭拜，突然想起来童年时期，她对我说过的几句话。
“要不是因为你，我有时候真想捅死他，就这么和他同归于尽。”
她说完这句话后面总要跟上一句：“如果没生你该有多好。”
这两句话其实和“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而活”
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我身体里流了父亲的血，于是在她恨他的那刻，我便应该与他一同化为乌有。
她想杀死我们，这是差点发生但又错过的遗憾。
是她忍受半生最终没有实现的目标，又或者这只是她站在绝望之巅时，忍不住跳出来的愤怒的人格。
但父亲不是死于她杀，而是死于疾病。
父亲去世时，我看到母亲在病床前留下的眼泪，泪水是真诚，但同时也是一种侵入。
像是某种灵异怪圈出现，她被死亡横插在巨大的障碍之间，近四十年的婚姻对她带来的破坏性，让她逐渐适应了牺牲者的角色。
当我在病床前擦掉母亲眼泪的那刻，突然十分好奇，父亲的死亡会让她这位破坏者得到解救吗？她被拯救的后半生是否依旧会腐烂？她当年的想杀死他的愿望在这刻是否停止了蔓延。
我带着这个思考，写完剩下的半本书。
变成加害者之前先是受害者，这种信息不全面就加以叙述的角度会不会被冠以「罪行开脱」，我目前也不确定。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悬疑题材，用半演绎叙事风格写完了出了三位女性的凶残的杀意。
也是我第一次不带任何角度的直观叙述去创作，所以我只能奋力地站到进她们的生命体里，成为她们的眼睛，睁大去看清它运行起来的全部面貌，搞清楚她们赋予死亡审判权利前，自我到底消失去哪了。
————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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