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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教育需要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哪怕是小小的束缚也会使它遭到损害。
也许你并不相信精神分析学的这些纯理论性的利益，或者不允许这些利益去影响外行分析这一实际问题。
那么让我再告诉你一点：精神分析学还有另一个应用范围。
这个应用范围同反庸医法无关，医生也很少会把它看作是属于自己的本行领域的。
我指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的应用。
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良的发育迹象，假如他变得喜怒无常，倔强固执，心不在焉，儿科医师、甚至学校的校医对此是无计可施的——即使这孩子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如神经质，食欲不振，呕吐，失眠等。
如果施用一种把分析影响和教育措施结合起来的治疗方法——由那些不羞于关心儿童世界的事情并懂得如何去探索儿童精神生活的人来施行这一疗法——那就立刻能产生两个结果：祛除神经症症状；恢复已经开始的性格变化。
只要我们认识到儿童的这种不那么显著的神经症在为成年后的严重疾病埋下种子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这种儿童分析当作一种出色的预防方法。
当然至今仍有人敌视精神分析，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办法阻止这些教育分析者或分析教育者的活动。
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但是世事难料，谁也不能永远高枕无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对成｜人神经症的分析治疗问题，即使在这一领域我们也还没有穷尽每一种探索方法。
我们的文明向我们施加着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这种现象亟需纠正。
精神分析虽然有着种种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必将承担为人类提供这样一种纠正办法的任务，这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呢？
也许美国人又会灵机一动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愿意花一点钱让他国家的“社会工作者”
接受分析训练，把他们组织成一批与文明的神经症作斗争的援助者。
“好哇！
一支新的救世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总是依据一定模式的。
到那时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跑到欧洲来殷切地学习分析法，这些人必定会避开维也纳。
因为在这里精神分析的发展也许早已夭折于过早的禁令带来的创伤。
你笑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贿赂你，以便赢得你的支持。
根本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一定会发生。
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你在外行分析的问题上究竟作出什么决断根本不是那么重要。
你的决断总会有局部的效力。
但是真正关系重大的是精神分析学内在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任何规章和禁令都永远不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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