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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或许归根到底这还是有用的。
“请你先告诉我，你能为你在儿童性生活方面的分析发现提供什么确凿的根据？难道你的信念只是基于符合神话学和历史的那几点吗？”
哦，根本不是。
这是基于直接的观察的。
情况是这样的。
起初我们根据对成｜人的分析——也就是说，对二十或四十年以后的情况的分析——来推导童年性生活的内容。
然后，我们便对儿童本人进行分析，要是我们能在他们身上确证我们曾经预料到的一切——尽管在分析间隔中会出现遮盖和扭曲的现象——这无疑是不小的胜利。
“什么？
你还对小孩进行分析吗？
六岁以下的孩子？
这可能吗？这对孩子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四五岁的孩子头脑里出现的东西简直是难以相信的。
那个年龄的孩子大脑非常活泼；他们早期的性阶段是一个知识成熟的阶段。
我认为，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也在精神上受到了阻抑，而且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孩子会失去他们身体上的魅力。
至于早年分析造成危害问题，我可告诉你，第一个接受到这一试验的孩子——那是大约二十年以前的事——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健康、能干的年轻人。
他安然无恙地顺利度过了青春期，尽管他出现过一些生理上的严重创伤。
我们可以指望其他早年分析的“受害者”
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种儿童分析中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他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些在成｜人分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儿童分析而得以澄清，从而使分析者避免犯一些或许一时对他有用的谬误，只要在那些导致形成的因素正实际起作用的时候偶然抓住它们，后来就再也不会搞错了。
诚然，为孩子的利益着想，分析影响必须与教育措施结合起来。
这项技术仍然有待改进。
但是，一旦我们观察到我们的许许多多孩子在发育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这就产生了实际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怎样观察得更敏锐，我们就禁不住要说，儿童的神经症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仿佛是从婴孩先天的生性通向文明社会的通路上能够避免的现象。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童年神经症阶段是自发地克服的。
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很规律地在一般的健康成年人身上留下痕迹吗？
另一方面，在那些后来患神经症的人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与童年疾症的种种联系，虽然当时不一定十分明显。
我相信，如今有些医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童年时代遭受过结核病的侵袭，这正和我刚才说的情况相仿。
当然，在神经症的情况中免疫因素并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预定因素。
让我们再回过来考虑你关于确凿性的问题。
根据对儿童的直接分析考察，我们已经相当普遍地确信我们对成年人讲述的童年经历进行解析是正确的。
不过，在相当多的实例中，也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确信的证据。
从某些患者的分析中获得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构造出他们童年时代的某些外部经历，某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虽然患者本人并未保存对这些事件的意识记忆。
后来，由于某种偶然的巧合，或根据从父母或保姆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得以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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