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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ｆｒｉｅｎｄ〔Ｆｒｅｕｎｄ〕。”
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
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
①德文词“Ｆｒｅｕｎｄ”
的意义是“朋友”
。
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
——英译注。
于恶梦的专著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
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
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
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
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
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
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
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
我毕竟可能对赫尔。
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
这话可能在１９１９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
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
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我对他说出“ＨｅｒｖｏｎＶｏｒｓｉｃｈｔ”
甚感惊讶。
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有时也怀疑一下我们的怀疑主义是有好处的。
可能我自己就有一种关于神奇事物的隐秘的倾向，因而会制造一些神秘的事实。
尽管我们如上所述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但另一种此类可能性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最难对付。
假定赫尔。
毕知道有福西斯医生，也知道我期望他秋天来维也纳，但如何解释他恰恰在福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在福西斯初次拜访之后不久，便知道他来了呢？我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亦即不必加以解释。
但是，我阐述毕的其他两个联想，以便表明毕确实对我的访问者心怀忌妒意识，其目的恰恰在于排除偶然性。
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假定：毕观察到我显得特别激动（我自己对此固然毫无所知），并由此作出推论；或者，毕虽然是在英国人走后十五分钟到达的，但在他们两人都经过的一条街上碰见那个英国人，毕通过英国人特有的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强烈的忌妒状态中以为：“哦，那就是福西斯医生；他来了我的分析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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