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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但是我们绝没有改变在能力和影响方面为进攻性所滥用的差异性。
我们也没有改变人类天性中的任何东西。
进攻性并不是由财产创造的。
在原始时代,虽然财产非常缺乏,进攻性的统治却几乎是漫无边际的。
几乎在财产放弃原始的、肛门阶级的形式之前,进攻性就已在保育室里显示出来了,它构成了人们中间各种感情和爱情关系的基础(也许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母亲和她的男性孩子的关系①)。
即使我们废除了物质财富的私人所有权,仍然存在着性关系领域的特权,这一特权必定会成为在其他方面完全平等的人们中间的极度的不悦和最强烈的敌意的根源。
如果我们允许性生活完全自由,并且进而废除家庭这一文明的生殖细胞,以此来消除这种特权因素的话,我们确实不能够预知文明发展可能会走怎样的新路;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一件事,这就是人类天性中的这一不可毁灭的方面将会仍然跟随着它发展。
显而易见,要人们放弃对进攻倾向的满足是不容易的。
没有这一满足,他们就会感到不适。
一个比较小的文化群体为其成员所提供的以敌视侵入者的形式发泄这种本能的优越性是不会受到鄙视的。
只要还存在着可以承受进攻性的人,通过爱就可能把相当数量的人结合在一起。
我曾经讨论过这样一种现象,即恰恰是疆土毗连,并且在其他方面相互联系的集体总是不和,并且常常互相奚落——比如西班牙人和萄萄
①〔参看《群体心理学》(1912年C),标准版,第18卷,第101页的注释。
就这点做的更长的讨论是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的第三十三讲的结尾都分(193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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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等等①。
我给这种现象取名为对较小差异的自恋(Narcisismofminordiference)。
这一名称当然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合适的并且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对进攻倾向的满足。
通过这一满足,就更容易形成其集体成员间的内聚力。
就这点看来,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一直为他们的东道国的文明做着最有用的服务;然而不幸的是中世纪所有的犹太人大屠杀未能使那个时代里他们的基督伙伴们生活得更和平、更安全。
一旦使徒保罗(Apostlepaul)把人们之间的普遍的爱奠定为他的基督集体的基础时,基督教世界对那些处于这一世界之外的集体的极度不容便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罗马人没有把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生活建立于爱之上,因此,宗教的不相容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尽管对他们来说,宗教是国家所关切的事,并且宗教弥漫着整个国家。
日耳曼人主宰世界的梦想要以反犹太主义来做补充也不是不可能理解的偶然现象。
在俄国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文明的企图竟然会以迫害资产阶级作为心理支柱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只是关心布尔什维克在彻底清除他们的资产阶级后将会做些什么。
如果文明把如此大的牺牲不仅强加于人类的性行为,而且还强加于人类的进攻行为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文明里人们极难使自己感到幸福。
其实原始人
①〔见《群体心理学》第6章(1921年c),标准版,第18卷,第101页,以及《童贞和禁忌》(ThtTabofVirginity)(1918年a),出处同上,第11卷,第199页。
〕
由于不懂得限制他的本能,他们的境况反而更好一些。
但作为平衡,原始人却很难有希望长期地享受这一幸福。
文明人则用他可能获得的一部分幸福换取了一部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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