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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
、“文字奇”
，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
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
、“直而切”
、“核而实”
、“顺而肆”
，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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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
而作。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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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
，主题非常明确。
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
突出主题。
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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