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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宁王朱权[6]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
“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
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
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
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
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
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
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天子守边”
看起来相当有效。
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
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
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九边”
，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
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
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
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
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
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
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7]。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
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
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
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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