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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
我们必须意识到，技术路线的探索甚至是基础科学的探索必然存在无法预估的巨大风险，某些方向的尝试不一定能成功，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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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大力推动自研技术的企业九死一生，抱着固有技术的企业十死无生。
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系列面向科学技术的问题要向各位读者提问：
在现有的体系下，我国该如何实现比美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效率与技术转化率？
我们做好了应对‘投资十个失败至少九个’这一真实世界的常态的准备了吗？
我们做好了摒弃习惯于制定看上去大而空，实际上缺乏战略意义的规划的准备了吗？
我们想清楚如何进行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全过程的管理了吗？
如果针对科研领域的投资失败，我们会惩处决策者吗？
如果不做出任何惩处，如何确定决策者是否公器私用？
如果百分百惩处并且一撸到底，那么谁来投资？
如果通过集体决策降低单一决策者的压力，会不会项目中充斥着面子工程、决策团队成员相互利益妥协、确保皆大欢喜而诞生的笑话工程，甚至混入一大堆骗经费的民科？
如果害怕闹笑话，怕民科骗投资，使全周期的审查严格在现有条件下，必然会发生的、加码到无视学科特点以至于没有弹性的水平上，进而减少探索研究的方向，那会不会只剩下一个‘领导最喜欢’的研究方向？
如果我们仍旧坚持以搞运动的方式毫无选择地以‘大会战’的方式搞技术攻关，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特点未知的新兴产业？难道要靠不断地背水一战，然后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以我为数不多的见识来看，这些都是毫无疑问地有可能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这种尚未完全入门的外行预料不到的问题。
我对上述问题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判断：这些问题不一定存在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但我确信如果没有排除掉足够多的错误答案、如果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么我们会在前沿探索领域原地踏步，西方国家却在市场竞争中疯狂内卷。
终有一天，他们会如同以往一样优先突破各种前沿科学技术。
于是，很遗憾，我们又不出意外地落后了，又要悲壮地追赶，然后无可挽回地循环往复。
【3】
更可怕的是，到那时，我们未必有现在这么好的国际局势可以利用。
这不只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从自然科学兴起以来，所有的科学研究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成果转化都遵循一套特殊的规律……（以下省略数千字）
而美国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从伯奇·拜赫（BirchBayh）与鲍勃·杜尔（BobDole）两位参议院提出的《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简称为“拜杜法案”
）并于1978年颁布开始，美国从1980年起继续通过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成果转化的法律。
依照我对美国学术界、工业界以及资本集团的了解，共同推进这一法案的极大可能将前所未有地存在于他们的选项中。
如果美国可以将这些法案跨党派地贯彻下去，可以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把技术转化率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甚至可以达到我的最乐观估计：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超出了我国现有转化率至少五十倍，甚至可能是一两百倍的数字……（以下省略近千字）
综上，在1983年，为了研究所的健康发展以及我国科研事业的长期进步，研究所将会有选择地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推进具有希羽组特色的改革，其中包含了即将实行的方尖碑计划、火炬计划、少数派学者计划以及为上述计划提供经济支持的阿提拉计划。”
在1983年1月27日深夜十一时一刻，写下这段文字的夏希羽在一口气写完这段近五千字的手稿后，先是把手稿交给了沈涵曦并请她给两段手稿写结尾，随后前往浴室准备洗澡。
然而，他在打开没有被锁上的浴室门后，却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刚刚准备脱下睡衣的卡罗尔·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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